（同上，第22-23页）这种思维是西方哲学、乃至印欧文化中极难理解的。
⑥而且跟上述从义利之辨来说的儒学的第一义，是相关联的。牟先生并用康德所说的意志的自律与他律来区分此二形态。
而伊川的渐教，修养到了一个阶段，就会有一异质的跳跃，终于体证到‘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，这是一种‘悟，并不是经验知识积累的结果。朱子的这些说法，确近于康德所说的道德底形上学(metaphysics of morals)。伊川、朱子要求心依理而行，虽显心理为二之相，但如果理是由义利之辨而体会到的道德之理，则心依此理而行，不应是虚假的道德行动。如果此两形态都可以是意志的自律，则程朱、陆王二系皆属意志之自律的伦理学，而不能说伊川、朱子是意志的他律。又分析出人是能够立普遍法则，而自己去遵行的，即是可以作普遍的立法者。
而自由的积极含义，就是意志之自律，就是道德法则，也就是定然律令所必推出来的意思。②该文已刊载于《当代儒学研究》第24期，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，2018年，第47-68页。颜回曰：‘回之末始得使（得教诲），实有回也。
[8]许慎撰.段玉裁注.说文解字[M].上海:上海古籍.1981. [9]刘凤苞.南华雪心篇[M].清光绪二十三年晚香堂刻本. [10]王夫之.庄子解[M].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金陵节署重刻本. [11]王弼.周易略例.见周易注疏[M].上海:上海古籍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. [12]吴世尚.庄子解[M].民国九年刘氏刊贵池先哲遗书本. [13]程以宁.南华真经注疏[M].清嘉庆间蒋元庭刊道藏辑要本. [14]林希逸.南华真经口义[M].道藏本. [15]姚鼐.庄子章义[M].清光绪五年刊本. (原载《文史哲》2002年第3期。 可见，所谓卮言，就是立足于道枢从而超越了一切对立关系的言辩，它不离开道的根本点而立论。如《人间世》篇这一段：回曰：‘敢问心斋。把甲方视为此，则乙方为彼。
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
郭象注曰：夫卮，满则倾，空则仰，非持故也。妙悟真宗，无可称说，故辩凋万物，而言无所言[2]（卷第一）。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？[1]（P725）庄子要强调的是，不能把卮言仅当言看待，要以悟道为目的、不拘于言的形态来理解卮言，王夫之《庄子解》深得是旨：庄子既以忘言为宗，而又繁有称说，则抑疑于矜知而有成心之师。
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和以天倪者，言而未尝言，无所凝滞。因为它是一种活泼泼的原生经验的表述，故重言强调的是一个真字，以重言为真 [1]（《天下》P884）把体道的经验、认识直接、真实的传达出来。所以齧缺问于王倪，四问而四不知[1]（《应帝王》P211）知问无为谓，三问而三不答。
它主要通过指事类情、类似于诗歌比兴手法的寓言来表达的，其目的是使言辩对象由言而生象，由象而悟入道，正如王弼所谓：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观象。但是，如果立于道枢之上，则彼是莫得其隅，意思是彼此、是非的对待关系便不存在了。
卮言的第二个层面是体道之言，它的语言表现方式主要是重言，即这种言说是借助于古之重要的、有影响的人物进行的。[2]（卷第九）二是司马彪说。
恶乎不可？不可于不可。因此我们也可以说，所谓卮言，即合道之言。虚（空明之境）者，心斋也。换句话说，若能 得其环中，便消除了一切对待关系，便可以以完整的认识以应无穷了。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 [11]（《明象》P311），它较之一般地直言叙说要容易接受得多。细绎前引《寓言》篇对‘卮言的申论，结合《庄子》文本来看，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，如下列图表所示： 卮言的第一个层面是悟道之言，这种语言形态在《庄子》文本中占很大的篇幅，其言说对象主要是以一般人。
[1]（P74）无可言之道高于有可言之道，懂得了不言之辩和无可言之道就达到了天府的认识境界。[7](p8—9) 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
庄子看到了言之为物与道体的疏离性，《齐物论》说：夫大道不称，大辩不言，道昭而不道，言辩而不言，孰知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？若能有知，此之谓天府。[1]（P728） 对卮言的涵义的界定，旧注有影响者主要有二说。
卮言是合道之言，那么实际上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，把此三项作并列关系理解是不对的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。
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》《天下》篇疏指出：庄子应世挺立，冥契玄道，故能致虚远深弘之说[2]（卷第十），谓庄子本是体道之人，故方能作此体道之语也。何谓卮言？《寓言》篇对卮言有一段申论，当作为我们理解卮言涵义的重要依据： 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穷年。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。寓言、重言是为卮言服务的。
卮言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，它包含着对言、意、道关系的认识，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。是非问题亦如是此，站在是方的立场上，异于是者为非。
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》说：大道虚廓，妙绝形名，既非色声，故不可称，谓体道之人，消声亦尔也。[1]（P117）作者借颜回与夫子之口来说明心斋，确乎非有初步体道之经验者不能体会也。
[5]（P363）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裴 《集解》引《汉书音义》说：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。卮有持中有度的特点，故卮可以象征持中合道之物象，如《齐物论》之所谓环中、道枢者，作者也因而可以将合乎环中、道枢之言——合道之言称为卮言。
有问道而应之者，不知道也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其以卮与支通，谓卮言为支离无首尾言也[3]（不分卷）。《外物》篇末节说：荃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荃。
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、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，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。[2]（卷第九）成玄英《南华真经注疏》申此说曰：卮，酒器也。
[12]（卷之十二）程以宁《南华真经注疏》谓：寓言犹《诗》之比体，即孟子言近而旨远之意。第二条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对待中的存在的，而且彼与此、是与非的判定是相对的。
总之，卮言作为合道之言，含纳寓言、重言而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，它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，也是哲学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晶，它包含对的言、意、道关系的认识，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，这是我们把握卮言时应该认识到的。古人也曾见及此，如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篇》说：诸注多以‘寓言、‘重言、‘卮言并列，不思‘寓言者寄之他人，‘重言者托于耆艾，缘有所指以证其言，‘卮言独无所指，不过谓言之随时而出，如卮之泄水，即此寓言两项出之无穷，但是和以天倪。
